[7]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第4-5款。
如果现在要将这些房产完整地归还原房产主或其继承人，这些后来住户的利益谁来买单，怎么买单？在利益分配和归属上，凡涉及大范围的历史追溯，抽象地讲道理容易，但要实际地制定政策并加以成功贯彻，就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民国时期，当时孙中山去世了，国民党治丧委员会看上了一座山，要采石，这座山属于范家，就是范仲淹家，结果范家不同意，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去采了。
这是1984年的一份再审判决书，我为什么把这个贴出来？因为涉及1954年法院判决没收的私有四合院。本身这份协议书也是写着一个份额，就是30%的份额，我特别要强调这30%的钱不是房管局或者说政府给房主的，这本来就是房主自己的钱，房管局扣下来再退给你，我有时看到媒体上对经租房屋的报道，说给，实际根本不是给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到今天也没有兑现，我们仍然处在这样一种状态。3号房是住户自己在别处有一个房子，然后高价出租给外地人，等等。我找到的资料是1949年4月12号的，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与生产建设的决定，这里对于城中的房屋要妥加修理与保护。
这种情况会走到哪一步？当然也体现出华新民女士这样做的价值，毕竟通过讲解和我们的讨论，产生社会效应让年轻的一代人了解这些事情。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行政意义、主权意义和象征性的属于。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张龑博士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
三是期望通过检讨能够对前述问题做出直接或间接的回应与解释。所谓凯尔森式的执着，是指在阐释一国法律秩序之形成与存续问题时，在方法上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在解释与分析框架上固守法律体系的概念，在确定各种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上逻辑性地预设某种权力或基础规范并以之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与判别在这个法律体系之中各个具体法律规范效力的根本标准与依据。而主张宪法至上论的学者实际上是坚持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各个部门法尤其是民法应该以宪法为依据，从而保证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支持该种主张的依据是实在法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与法律的效力位阶原理，所使用的论据大都是西方国家的先例。[58]更为具体地说，立法者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所应履行的宪法义务主要包括：一是程序性义务，二是实体性义务。
尽管关注的主题不同，但是这两类学者却有共同的地方，即都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53] 显然，欧克肖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够享有自由，自由的秘密就是它由众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组成，从这部宪法最好的东西中产生出这个整体特有的分权。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在政治和法律上的使命之一就是适应形成统一国内市场的需要，建立统一的民族民主国家和统一于宪法的法律体系。[60]限于篇幅与所要论述的主题，笔者无法在本文中对其做出具体的解释。[30]所谓理即是参与要约各方乃为共同了解者。[41]这里的基础规范事实上就是宪法。
这里，我们将坚持民法至上论或民法宪法平行论学者的品质喻做梁漱溟式的追求，将主张宪法至上论反对民法至上论或民法宪法平行论的法学学者的品质喻做凯尔森式的执着。正如韩大元教授所指出的：‘依据宪法的规范实际上表明了立法者的一种宪法义务，即接受宪法价值的约束，依照宪法制定法律，遵守宪法，履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义务。本来，缺乏共同关注的学者之间很难发生论辩，但是，由于对不同问题持不同主张的学者在表达各自主张的形式上采用了共通的语言与概念——民法与宪法，这样就使得论辩具有了发生乃至持续的形式诱因与条件，而这些概念容量如此巨大以致于可接纳极为丰富的内涵与承载互不相同的价值期望，又使得论辩尽管发生，但各自的主张与辩驳的内容又可能南辕北辙。[55]当然，中国的宪法性分权与英国的宪法性分权在具体内容上未必相同，这是因为中国宪法典所规定的权力体制同英国不同。
二是在检讨中主要以相关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为素材。[17]在进入立宪社会之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从法律观点来看，宪法保障的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来源和基础。
这一法律解释的背后，体现了宪法公共利益条款、社会公德条款对于公民权利行使的约束。其实前苏联法就是这样歪曲民法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也是这样。
而是从每一个所表示和代表的东西，即我们社会缺乏压倒性的权力集中中产生的。因此，如果要探究民法与宪法关系争论的症结，那么分析民法学者法里法外之意就显得极为必要，否则便不会明了这些学者提出这些观点的基本动因。但研究其他人民从事参加他们的安排的方式，可以揭示我们自己传统中否则还隐藏着的重要东西。[18]既然宪法与民法在立宪社会具有如此清楚的关系，即民法应该以宪法为基础，宪法具有统摄民法的法律效力，那么相关的民法学者以及其他法学学者为什么会坚持相反的学术主张呢？ 在民法宪法关系幻影形成之认识根源这一部分中，童之伟教授分析了一些学者头脑中之所以会形成民法根本说这样的幻影，甚至出现了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法律基础是民法而不是宪法的幻像的认识论根源。[15]也承认了民法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承认了民法的确不该被理解为宪法的实施细则。[45]在坚持之中也有微观上的调整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宪法学者针对民法典编纂提出了需要解释与解决的较为具体的宪法学难题。
宪法解释 时隔近十年，民法与宪法学者因民法典编纂再起纷争。迄今为止，第二次论争在学术观点上并无提升和突破。
可见，宪法至上论本身确是或主要是一个法律体系理论的老问题。[24]因此，在论述中国如何处理宪法民法关系效力等级与法律位置问题时，童之伟教授选择了法治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先例。
[20]但宪法与民法的现实关系状态如何？童之伟教授以立宪社会或立宪国家中宪法在先、民法居后这样的事实来加以说明，从这种说明中，我们依然可见以实在法为据的论述风格。[4] 既然对权力具有如此之深的憷惕，那么在如何推进中国法治与宪政伟业的手段或路径方面，就必然要选择权利以及权利本位或私法自治，而这种选择在法学上的表达即是民法至上论或民法宪法平行论。
在这样的认识与感受中间，对权力的忌惮已经初步显露出来，而孙宪忠教授在其《论物权法》的后记中所描述的故事则将对权力的忌惮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2000年中，偶尔看到一个反映前苏联合作化的电视节目，内容大体是：一个红军战士在前线负伤回到了家乡，由于比较会持家，后来养了三头牛两匹马，并有了一辆马车。[33] 从梁漱溟先生的宪政追求来看，他极为关注在势与理两个方面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根部，所以，他的主张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策略的。此外，在我们这里，权力分散在组成我们社会的众多利益和利益组织间。[3]孙宪忠：《论物权法》，后记请尊重财富进取心，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页。
其实，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需要宪法学者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但现实状况是宪法学者的理论贡献几近空白。凡是懂点立法学或者宪法学的人都知道，当然懂点民法学的人也会多少知道一点，民法这个东西虽然在康德看来是不需要向外公布的法律体系，但是他老人家说的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人人都性善的状态，事实上人性善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掌握了行政权力的人更是靠不住（据说权力就像水银，对于财产有一种无孔不入的属性），所以还是由与行政严格区分的掌握立法权力的专门机关公布出来的好，这便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成文法典面世的意义，它是议会制定出来的，并且还勿需加上依据宪法的字样。
过度地人为拉抬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让其凌驾于宪法之上或让其与宪法平起平坐，实际上是陷民法于不义。[5]参见易继明：《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大陆法私法古典模式的历史含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79页。
面对这一法学界极为重要的学术争鸣，至少可以先行提出如下问题：其一，两次民宪关系之争是一种怎样的学术与现实联系？其二，就学术讨论而言，关于民宪关系，民法与宪法学者的学术观点有无创新?或者说，关于民宪关系的学术研究有无理论突破？其三，就学术情怀而言，历时近十年的孕育，民法与宪法学者是否不改初衷？其四，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民法与宪法学者争鸣不止？ 由于民法和宪法在中国法治与宪治建设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所以，客观理性地检讨两次民宪关系之争，既可明了法治与宪治实际展开的理论羁绊，又可发现阻碍法治与宪治实质性推进的现实因素。凯尔森在其著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的作者序中表明了纯粹法理论的主题、研究方法。
当然，在第二次民宪关系之争中，也似乎出现了某种学术变化乃至转机。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由于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民法和宪法一样都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绝不是部门法。[32]梁漱溟先生进而将中国问题归结为三项，即社会——历史制约、现实制约与文化制约。该观点一出，一些民法学者立即从民法独立论的角度或民事立法依据论的角度，明确对该观点进行了批驳。
但是如果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法律体系，就可以得出公法的基本法是宪法、而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的结论。[51][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失去权威，立法活动就很难进行，法制建设就很难展开，法制就无从统一。在对凯尔森式的执着这种学术品质的描述中，我们处处可见坚持宪法至上论反对民法至上或民法宪法平行论的中国法学学者对这种执着的继承及坚守。
一、对权力的忌惮：提出民法至上论或民法宪法平行论之因 毫无疑问，为宪法学者所反驳的民法至上论或民法宪法平行论是由或主要是由民法学者率先提出来的。[51] 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研究强调基于内在视角的人与环境的有机联系，那么，解剖学研究就是一种注重个别因素的微观化解析，虽精确，但也极易割裂了具体因素间及具体因素同整体环境的有机联系。
